蒋君个人资料
Ⅰ 陈彦衡的人物生平
陈彦衡，男，著名京剧琴师。又名鉴，字新铨，成名后人称“陈十二爷”。四川宜宾人。擅长京剧胡琴，对京剧生旦唱腔深有研究。陈彦衡自幼工书善画，特好音乐。寓居济南时向弹琴名手学七弦琴，得其诀窍，常深夜苦研琴艺。陈彦衡光绪时寓居北京，与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言菊朋，琴师梅雨田等交往极深。得“谭之神髓特多”，为谭伴奏，水乳交融，使谭“敬佩不止”。与谭谈音韵，更使之折服。腕劲和指法胜人一筹，琴声婉转悠扬，极尽抑扬顿挫之能事。被誉为“临水笛韵”、“胡琴第一”，成为京城的“胡琴圣手”。余叔岩、言菊朋等都曾受其教益。陈彦衡也是谭鑫培、梅雨田的密友，与京剧名票友孙春山、林季鸿亦有交往，共同设计创造了不少新颖动听的唱腔。因此梅兰芳常向他求教。 陈彦衡曾用工尺谱记录谭腔，被梅兰芳称为“创举”。不守门户之见，除谭外还记录其他名角唱腔不少，改革创造了20多个花过门。培植后学更是不遗余力，成为广传谭腔之人。旦角中，梅兰芳受益最多，梅编剧本、创制新腔，亦请陈设计。陈门徒逾千，如王少卿(梅兰芳琴师)、李佩卿(余叔岩琴师)、杨宝忠(马连良琴师)等均是。后迁
居上海，主编《戏曲月刊》专栏《戏曲丛谈》。晚年以教戏为业。回川后，与名角配戏操琴，曾轰动蓉、渝。著述有《戏选》、《说谭》、《燕台菊粹》、《旧剧丛谈》等。
陈彦衡，名陈新诠，后改名陈鉴，四川宜宾人，生于清同治戊辰年十一月初九日 (注：即公元1868年12月22日)。擅长京剧胡琴，在京、津、沪、汉、四川 (成、渝) 等地剧院演奏，辄悬牌“胡琴圣手”或“第一琴师”，当时一直未有异议者或被否认。他对京剧老生和旦角唱腔也颇有研究， 其一生便反映出京剧胡琴和老生唱腔的发展。
陈彦衡幼时非常聪慧，记忆力很强，文思敏捷，能举一反三。他虽饱读诗书，可是最厌八股而爱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精炼晓畅的文章。他十五岁时写的《游龙洞记》使长者惊异其笔调直似柳宗元。其父考中满清咸丰辛酉科举人，拣发(调派为)山东胶州知州。继因忤(得罪)巡抚丁葆祯而罢官， 遂隐居山东济南。见其子 (即指陈彦衡 )天资虽高但不合当时择士(选拔人才)标准，故常督促其学应试之文，以求科举功名，而他始终不感兴趣，累试不中，只是个国学生员。其父是个京剧爱好者，对陈彦衡爱上京剧无疑有影响，但却严格限制他沉溺其中，故更重要的影响是， 当时四大徽班崛起，名角荟萃，皮黄(即京剧)流行， 以人人追求能唱能拉琴为乐的社会风尚。 特别是他在众亲友长辈中展现出这方面的才华受到称赞， 最后也只好对他钻研京剧听之任之。
陈彦衡首先向七弦琴高手金子绳学弹琴。 经过一番周折， 金子绳由始而不愿转为尽心竭力地将其抚琴诀窍都传授出来，使陈彦衡得其真传。 陈彦衡将胡琴的定弦方法，套用在七弦琴的定弦上，从而大大简化七弦琴定弦的繁琐步骤。日后，他又将弹七弦琴的技术和原理应用到拉京剧胡琴上， 故他拉出的京胡曲调， 另有一番韵味。那时济南的京剧好演员老生有刘和坤、孙顺、陈秀华、刘洪宝，旦角有陈瑞林(兼演小生)，武生有薛凤池、葛文玉，小丑有仇瑞林。他们在唱、做、念、打方面均有深厚功力。在场面方面也都是名手，各有所长。陈彦衡时年方十六、七岁心驰神往，潜心模仿，乃至废寝忘食， 而颖悟甚快。他那时尚不谙工尺(旧时记录中国乐曲的格式)，但归家以胡琴一找即得。他常常在夜深人静偷偷练习，用一根细长竹扦(或者小钱币)垫在胡琴筒子的蛇皮上，将琴声尽量压低苦练。如是者三、五年, 在过门、托腔、牌子等各方面都学会不少。拉整出戏都能应付裕如。他不仅掌握了操琴的一般法则，还研究出怎样拉才出色动听，使不少行家都表示钦佩。
陈彦衡之岳父曾为其谋得云南罗平知州一职， 他未去赴任，又设法改在直隶(今河北)候补。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儿子杨梧川和侄儿杨晴川都极爱京剧， 与陈彦衡一见如故常向他请教京剧的唱法和拉琴方法，先父在天津住了很久，都未能挂牌补上知县。在此候补期间常到北京看戏。在“中和园”饱听了谭鑫培的演唱和梅雨田的操琴。他每次都设法坐在小池子里戏台的两侧， 听谭唱梅拉， 全神贯注心领神会， 回到旅舍急速用工尺记谱。有时记忆不清，在睡梦中忆及，立即从帐顶上取下胡琴，用细竹扦卡在琴筒蛇皮上压低琴声，反复练习，直至完全拉对才罢手，遂喜不至胜。当时的京官都会唱几句京戏，每天工余(下班)在小馆聚吃后唱戏，均约陈彦衡操琴伴奏。也有不少名角参加，借此吊嗓(练唱)，遂与陈彦衡认识而熟悉，称兄道弟交往甚厚，陈彦衡的琴艺也因此大为长进。不久， 杨士骧病故由端方递补直隶总督， 端方之子继先(号昆侯)也嗜好京戏，时向陈彦衡学谭腔(谭鑫培的唱腔)。其父看到陈彦衡的意趣只在京戏上陈彦衡遂设法给他补了个小京官， 举家迁到北京，每天陈彦衡只是办点例行公文，而全力投身于钻研京剧胡琴和唱腔。
陈彦衡到北京后，相继结识了梅雨田， 谭鑫培等北京梨园界的顶尖人物，向他们学习和相互切磋，自己则废寝忘食地刻苦钻研， 使胡琴技艺和对谭腔的掌握都突飞猛进， 以至于成为那个时代一位对梨园界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人物。他数十年如一日，早晚都要练习一遍胡琴，他的琴技特点主要是；指音清楚、干脆， 无瞎字(按音不准确)，手腕有力而灵活，无倒拖子、无杂音，按弦或刚或柔并以小指相辅，故拉慢板时气韵饱满，偶然加花则突出精彩， 但从不轻易使用和卖弄而干扰演员的表演气氛。拉快板时越快越双(左右手并用)， 骤如疾风， 从未拌蒜(拉乱)，仍与唱腔混如一体， 严丝密缝。每上台伴奏必换新弦并仔细检查确无发毛有槽者，故数十年从未发生过在台上断弦的意外。陈彦衡除了精通胡琴外， 对京剧场面的其他乐器也颇有造诣。他曾向梅雨田和笛师方二立学了笛子的许多曲牌和向一些昆曲票友学会了很多昆曲戏；他又跟唢呐师锡子刚学会了曲牌100多首，并考证了它们的渊源和注明用在什么场合， 这些他都一一记谱(笛子和唢呐曲牌的两种珍贵资料现均保存于“中国戏曲学院”)。 他还擅长打小鼓，基本上是学自为谭鑫培打鼓的李五，也采取了刘顺的一些鼓点子。后来给余叔岩打鼓的杭子和与给言菊朋打鼓的乔三都曾向他请教。他打鼓的特点是：腕子活，点子脆，在台上眼灵手快, 尤其是“搓儿”，快急如风。他学会老谭在《击鼓骂曹》中“擂鼓三通”和“夜深沉”的鼓套子， 被公认为可与老谭媲美。后来有人向他学此技巧，他必定叫他们先练熟“搓儿”，半年后再学习打鼓。有名的琴师如高连奎(高庆奎之弟)、王少卿、杨宝忠、李佩卿等，均曾受过先父在琴艺或者《击鼓骂曹》打鼓方面的指点以及严格训练，而技艺大进。他在诗书绘画和雕刻图章方面也颇有研究和造诣，这些对他在京剧的琴艺和声腔的研究中均有积极的作用。
此时，陈彦衡虽然对京剧的音节、字音识别准确，理解深透，拉琴的技巧已进入高深阶段， 但他对梅雨田的胡琴臻神入妙的境界，十分仰慕，总觉得自己还没有登堂入室。遂请求其好友安徽人吴凤笙等约梅雨田等在泰丰楼吃小馆结交。饭罢， 照例来一段京戏，陈彦衡操琴。梅雨田听完一曲后称赞他拉得“很秀”， 评价甚高。陈彦衡从此与梅雨田终身交往密切，不时向梅雨田讨教，梅老亦尽其所能地传授且每有改革意见均与他商讨，他也确能提出合理的建议，互相切磋。梅老为谭鑫培操琴多年，配合谭腔丝丝入扣， 分毫不爽，全凭记忆，陈彦衡遂建议把谭腔用“工尺谱”记下， 以免遗忘， 梅老欣然同意， 于是两人合作记下了不少谭腔的“工尺谱”，也开创了用此方法记京剧唱腔的先例(我后来将此整理出版)。在记谱的同时，他很注意戏词， 如谭唱的“想当初弟在时何等侥幸”，陈彦衡认为文理欠通, 而改为“…何等欢庆”。又如《捉放曹》中有一句“为什么出庄来把老丈来杀，是何根呀?”很繁冗，遂改为“出庄来杀老丈是何根呀?”又如《坐宫》“还需要紧开口慢吐真言”，陈彦衡认为老谭唱错了，余叔岩和言菊朋也同意， 遂改为“还需要紧闭口慢吐真言”，以后的老生也以此唱词为准。不过其妻洪氏当时坚持认为老谭的唱词没有错， 是陈彦衡听错了，应为“还需要‘谨’开口慢吐真言”，也有道理。陈彦衡结识大名鼎鼎的谭鑫培之前，先设法托几位与谭最要好的朋友，将陈彦衡约到谭家与谭相会见。是日，陈彦衡到了谭家，谭鑫培久已听说过陈彦衡和他的琴技， 于是在朋友的提议下， 请谭吊嗓唱一段由陈彦衡拉琴，谭欣然应允。先唱了《碰碑》，又唱了《空城计》， 陈彦衡的琴为谭的唱托得水乳交融，于是谭又唱了一段《鱼藏剑》。此戏， 谭不常唱，后面快板又多小腔，陈彦衡托得一丝不苟， 遂使谭大为惊异，钦佩不已。 岂知这是陈彦衡多次在“中和园”花了一吊三百文钱的代价学会和牢记在心的！再加以这段时间和梅雨田钻研谭腔大有收获。 因而谭与陈彦衡开怀畅谈，谭老对陈彦衡进而所讲到的音韵问题，甚为心折，遂约陈彦衡常到他家谈艺吊嗓。谭老对生、旦、净、丑无一不精，对胡琴、锣鼓无一不熟，陈彦衡则虚心一一学习， 牢牢紧记。谭老对词句的通顺，音韵的准确方面，也不时向陈彦衡求正，两人的交情进一步加深。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市面渐渐萧条， 陈彦衡夫人在北京病逝，陈彦衡的生活有时颇感困难。这时有个张仁乐(号燕青，是张之洞的第十一子)， 写信派人约陈彦衡到东北去， 说他在“满洲国”当了实业部大臣， 约陈彦衡到他那里，他能委以高官， 收入很多。先父接信后，向知己的朋友说：“现在日本侵略中国，有良心的中国人谁不痛恨?!他们腆颜事仇，不怕挨骂，我可不能跟着他们去挨骂。”先父即回信拒绝。正在此时，上海票友许良臣等推举苏少卿写信来，说他们约集了上海几位票友准备了房子，请陈彦衡到上海教戏。于是陈彦衡遂下决心举家南迁。
到了上海住在张家花园许的对面。上海人闻其名已久， 求教的人川流不息。许良臣本是陈彦衡在北京教了很久的学生，他嗓子非常好，唱起来颇有谭的味儿。罗亮生本是上海名票，每到北京必向陈彦衡请教，他嗓音较差，但会唱， 唱起来颇动听。这两位见陈彦衡把家迁到上海，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都非常高兴，替陈彦衡介绍了不少学生。苏少卿曾久在北京跟先父学习谭腔，到了上海也广收门徒。他想到先父到上海之后便能使其唱腔进一步提高，更是兴奋莫名。在上海还有一位与陈彦衡有世谊而唱得特别出色的人，他便是杭州人许姬传。他向陈彦衡学了十几出谭派唱腔，这次在上海重逢，许又向陈彦衡多方面请教， 收获很大。后同陈彦衡共同编辑《燕台菊萃第一辑·四郎探母》。他以后一直跟梅兰芳先生共事作他的秘书。此外，陈彦衡还收了两名操琴的弟子，倪秋萍和周正芳，一位拉胡琴，一位拉二胡，互相交替，手法灵巧一致。两年中跟陈彦衡虚心学会了胡琴的一切基本法则。后来，倪秋萍又拜王少卿为师，专练二胡，名驰上海。这段时间经好友介绍陈彦衡又收了一个高材生门徒，便是刘仲秋(那时名叫刘宝祥)。他原本在唱、做方面都下过苦功夫，为了深造，拜门之后又勤学苦练，在两年内学会了好些戏。后来他在夏声剧校当校长。在上海这段时间，先父又出版了一本《燕台菊萃》，是全部《四郎探母》的工尺谱，系由许姬传抄写印出。同时，在大东书局刘豁公主编的《戏剧月刊》上写了《群英会》、《宝莲灯》全剧的剧词和唱段的工尺谱，分三期刊出。并在《戏剧月刊》上陆续发表了陈彦衡积多年之经验，精辟阐述京剧唱腔的“戏曲从谈”，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而中断。
在此紧张时刻， 四川来了两个人，何欣初和罗孝可，他们受成都、重庆两地票友的委托，请陈彦衡回四川教戏。陈彦衡听了很高兴， 因为四川乃桑梓之地，陈彦衡好久都没有回去过，也正想离开上海。陈彦衡在重庆住在通远门，受到重庆票友们的热烈欢迎。在此又收了陈佩卿和李玉奎两位作徒弟，陈演老生在上海颇有名气，李原来也唱老生，后来嗓子不行改业操琴，托人说妥后在饭店叩头行礼。李玉奎会打小鼓， 欲请陈彦衡教他《击鼓骂曹》的几套鼓点子，陈彦衡不客气地说“你先练半年“搓儿”，李口头答应但心里很疑惑， 也只好听从老师吩咐耐心练“搓儿”，练了一个月后再听陈彦衡打鼓，吓了一跳，陈彦衡起的搓儿如一阵清风，他怎么追也追不上，这才心服口服。他于是日夜加紧练习，过了一些时候渐能得心应手才去请陈彦衡教他鼓点子。陈彦衡见他虚心好学，肯下苦功，遂先教他“掏点”，这又是一门难事。过了些时候， 李居然领会了“掏点”的窍门，陈彦衡才教他“擂鼓三通”和“夜深沉”的鼓点子。虽然他不及陈彦衡打得那样灵活巧妙，但已为一般人所不及。后来他去到成都成为人所景仰的鼓点子老师，包括北京来的演员都向他请教。 在成都，何欣初和乔仲泉约集了众多票社， 包括“己巳”、“七三”、“星六晚会”、“友联”、“阳春”等，联名请陈彦衡到成都教戏， 陈彦衡不便推辞遂与其子陈富年同乘汽车到了成都 (注：那时成渝马路刚修好通车，, 路面粗糙，一些路段道路泥泞崎岖，据陈富年的另一篇文章说，500公里路程他们走了四天才到，还在汽车上睡了一夜)。到成都后，陈彦衡的气管炎和胃病便发了。这时成都各票社发起, 请先父在“春熙大舞台”拉琴五天示范，由陈富年演唱 (注：从报纸广告上看演出为六夜, 1933年11月5-10日，剧目为《宇宙锋》、《二进宫》、《回龙阁》、《贩马记》、《女起解》、《孝义节》)。此时，陈彦衡身虽有恙，但还不十分严重，便同意了。演完后, 先父的病没有减轻, 可是学艺的接二连三地来了。
此后，他的病又加重，勉强支撑，起草两部著作，《中国音乐的特点》和《中国戏曲改革创新的方法》。才写了几行， 便倒在床上，不能提笔了。到成都整整一百天的一个下午，已经不能讲话了。成都各票房的人都赶来看望他，他只能对最熟的人微微点头。经过大家会商，请来了志范医院 (注：这仅是在其住所同一条街的一家私人诊所) 一位德国留学的医生张国元， 诊病后他摇头对大家说“脉都找不到了，还怎么下药?!”就在那天深夜两点半钟，与世长辞！时间为1933年12月18日，享年65岁。
注：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
成都从来鲜飘雪，地系平原气潮湿。
一夜冻龙带雪飞， 翠竹滴沥芭蕉折。
我今来此病百日， 咳嗽痰涎涕沾鼻。
窗隙壁洞地穴鼠，四方风动眠不得。
坐拥铁衾到天明，鸦声呀呀纸窗白。 1922年，农历壬戌年：言菊朋随陈彦衡习谭派声腔
言菊朋遇陈彦衡，陈为之伴奏，相得益彰。自此，随陈习谭派声腔。颇收点睛之妙。此后二人合作甚久。
1923年，农历癸亥年：言菊朋与陈彦衡整理谭氏旧本
言菊朋从陈彦衡游，对以往所学谭派戏细为加工。菊朋藏有谭氏旧本《取帅印》、《法场换子》等，以之请教彦衡。陈氏于此数剧亦仅知零星唱腔，乃据谭派原则并加入一些灵巧的方法，整理成完整唱腔。此数剧经言氏不断加工，成为言派早期代表作。
1923年12月5日，农历癸亥年十月廿八日：梅兰芳三次赴沪演出
梅兰芳第三次赴沪，演于法租界郑家木桥老共舞台。言菊朋应梅兰芳之邀以票友身份出演。同行有老生王凤卿、琴票陈彦衡等。
1923年12月7日，农历癸亥年十月三十日：梅兰芳三次赴沪演出第一天
梅兰芳第三次赴沪演出第一天，演于法租界郑家木桥老共舞台。
演出剧目
压轴：《空城计》（言菊朋饰孔明，陈彦衡操琴）
大轴：《武家坡》（梅兰芳饰王宝钏，王凤卿饰薛平贵）
1923年12月8日，农历癸亥年十一月初一日：梅兰芳三次赴沪演出第二天
梅兰芳第三次赴沪演出第二天，演于法租界郑家木桥老共舞台。
演出剧目
压轴：《取成都》（王凤卿）
大轴：《南天门》（梅兰芳，言菊朋，陈彦衡操琴）
1923年12月9日，农历癸亥年十一月初二日：梅兰芳三次赴沪演出第三天
梅兰芳第三次赴沪演出第三天，演于法租界郑家木桥老共舞台。
演出剧目
日场
《八义图》（言菊朋，陈彦衡操琴）
压轴：《御碑亭》（梅兰芳，王凤卿）
1924年，农历甲子年：孟小冬定居北京
孟小冬定居北京，从陈彦衡学戏，复向言菊朋问艺。
1924年，农历甲子年，秋：上海丹桂第一台请言菊朋、陈彦衡合作赴沪未果
上海丹桂第一台托票友周梓章赴京邀角，以六千五百元代价请言菊朋、陈彦衡合作赴沪，后因陈坚拒未果。
1924年，农历甲子年：言菊朋首次在胜利公司灌制唱片五张
言菊朋应胜利公司约，灌制唱片五张，计《辕门斩子》、《桑园寄子》合一张，《状元谱》、《鱼肠剑》合一张，《法场换子》、《奇冤报》合一张，《二进宫》、《取帅印》各一张。此系言氏首次灌片，由陈彦衡操琴，乔玉泉司鼓。
1924年3月，农历甲子年：张作霖五十贺寿堂会
奉天张作霖五十贺寿堂会，京中名伶几被邀一空。言菊朋、陈彦衡、蒋君稼以票友身份被邀与会。言氏演《失空斩》，又与陈德霖、王瑶卿、龚云甫、金仲仁等演《雁门关》，大受欢迎。
1925年3月，农历乙丑年：张作霖寿诞堂会
张作霖寿诞堂会举行。
其中言菊朋赴奉天参加，演出《辕门斩子》、《八义图》等剧，未带场面，临时由陈彦衡代邀余叔岩之场面李佩卿、杭子和伴奏。此行言菊朋得款一千园，除去场面等开销，所剩无几。返京后，与陈彦衡失和。
Ⅱ 陈布雷回忆录的图书评论
评《陈布雷回忆录》：不得不死的陈布雷
从政不是他的始愿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认知或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闻记者而从政，“可以说不是他的始愿”，“志在言论报国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程沧波语）是他的志趣所在，陈氏后来确实是被征召才离开了当时中国的言论界。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的内战混乱已极，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和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指针”。就言论界而言，后来有“南陈北张”之称，“南陈”即上海商报主笔的陈布雷，“北张”乃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一般认为，陈布雷“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虽然商报只是商界人士创办的一份报纸，论实力、背景，既不能与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相比，也无法与当年的进步党或改良派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一时竞逐，“但是商报便凭着布雷先生的一枝笔，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使当时上海的有识之士，除了披阅各报之外，非翻开商报，看看今天‘畏垒’做的什么文章……”“畏垒”、“布雷”是陈布雷的常用笔名，其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
当然，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与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其中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亦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的，尽管机缘与动机各不相同。陈布雷对北伐及中国革命一直有自己的认知，他的秘书蒋君章就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第9页）。所谓“赞助甚力”，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虽属不易，却亦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实际上，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介石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以陶希圣的个人看法：蒋介石对教授学者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是一种态度，对从政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对后者可说是“礼遇有加”，如对陈布雷、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等人。1927年初，陈布雷和商报同仁潘公展与蒋在南昌初晤，蒋即“坚劝余及公展入党”，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蒋公一一解答之”。这年2月，陈布雷与潘公展二人即加入了国民党。从此，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如影随形，至抗战前夕，已是侍其左右。不过，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1928年，蒋曾问陈：“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甚至属意总部秘书长一职。陈氏则答：“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则又忠而不愚，保持冷静的头脑，并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或许也是他后来仰药自殉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曾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他淡然表示“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说法，实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生负责的心态。
权力中的超然立场
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上就是他的“陈公馆”，即他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据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炼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通过陈立夫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问其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陈对这个问题虽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则属党内各个派系，“这个迫人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语焉不详。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教育部，新闻发布属中央宣传部，青年思想工作则属三青团中央，蒋介石对此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朱家骅时为教育部长，对此令似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蒋君章语）。实际上，陈布雷深知蒋的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遂提出几点意见：其一，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此次学潮之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煽动，大多数人则冷静对待，可做说服工作，请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子弟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回，同时请驻昆明部队做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重庆谈判之后，对国共两党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意见得到认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从中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最后主持的机构
陈布雷最后的正式职务，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其会长由蒋介石兼任。不过，他还另外主持一个小机构，即宣传小组，“罕为外间所知”。
抗战结束后，1946年底的“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从那时起，宣传方面的问题便日益严重”，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而宣传小组则为“官邸会议”做准备，本质上是“官邸会议”的秘书室。
这个机构十分简单，也正是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地点在南京湖南路五百零八号陈布雷公馆。这个小组会议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有个细节仍可见陈布雷的书生本色。这个小组虽属幕僚性质，并不负责执行任务，但有时也要支援具体的行动。1947年秋冬之交，蒋介石特拨一笔款项，交陈布雷宣传小组使用。其时正值法币币值急剧下降，有人建议陈布雷把这笔钱换成黄金或美钞，或可发挥更大的效力。陈布雷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称与国家的法令法规相抵触，只同意把这笔款项以“宣克成”的名义存入某些银行。第二年秋，翁文灏政府推行币制改革，金圆券代替法币，这笔巨大的资金兑换成金圆券不过区区数千元，陈布雷感叹：“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其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两个重大危机，一为军事上的挫败，二为经济上的恐慌，即金圆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已发生动摇，“国统区”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见纷然而起，多想经陈布雷而上达蒋介石。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1976年，蒋君章在台北传记文学社举办的“陈布雷专题”座谈会上这样回忆：“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1948年11月12日深夜，在无任何预兆之下，陈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气绝于次日凌晨，终年五十九岁。陈死后，这一小组由中宣部长黄少谷主持，程天放继任中宣部长时，已是1949年的春天，“宣传小组事实上已经停顿”。
政权的悲剧
陈布雷以自殉的方式而解脱，这一悲剧实际上也是那个政权的悲剧。
以陶希圣的日记（1948年11月16日），当时“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可见陈之死所引起的震动和种种揣测。后来有人谓之“尸谏”，这一推断，不知有何根据，连留在大陆的张治中也表示怀疑。那么，陈布雷究竟为何要自殉，仅仅因为“触目伤心，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体力日衰，报国无从”？抑或次女陈琏（前妻杨氏所出）和女婿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本回忆录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回忆录一册、二册仅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其余者，至今未得披露。而且，较之于“畏垒室日记”，其记述言简意赅，不动声色，严谨有度，实难见出其内心之轨迹。
其弟陈训慈（叔谅）和外甥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早年做过郭沫若的秘书）等人有过这方面的追忆文字，但这一类的史料显然需要进行甄别与分析，否则一家之言亦未可知。1986年陈训慈写过一篇《先兄陈布雷杂忆》，台湾《传记文学》第70卷第3期刊出，文中谈及陈布雷与CC的往事，称其兄曾遭遇陈立夫的一次胁迫。从美返台定居的陈立夫即撰文（第71卷第3期）反驳，认为这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点出“有人称其为共产党员”。而跟随陈布雷七年的秘书蒋君章则针对翁植耘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滞留大陆的陈的副官陶永标之口述（由他人笔录），同样提出不同的看法（1983年），尤其针对所谓“尸谏”一说，认为“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陈布雷的“大不敬”。由此可见，不论大陆或台湾，倘若意识形态色彩不褪，对历史人物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
这次出版的《陈布雷回忆录》，增添了许多内容，如陈布雷的政论、书信等，这是我所看到的台湾版本没有的。友人回忆、评说部分与台湾版本也略见出入，有删也有增，编者大概有自己的考虑。而编者后记中有一段话，“希望俟该书再版时，有一个更为详尽的本子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期待着陈布雷日记早日出版”，表明有关陈布雷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或整理，若从这一点看，目前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两蒋日记，国民党大溪档案、国民党党史会档案资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收集的资料，台湾《传记文学》中一些尚未采用的史料，包括大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资料，等等，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陈布雷在那个时代的全貌。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Ⅲ 为什么鲁迅和他家兄反目成仇
鲁迅没有和他的家兄反目成仇，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确是鲁迅终身未了却的心结。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胞弟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驱赶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给中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解放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确实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娱；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这是谜。他曾与鲁迅兄弟怡怡，后来却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个谜。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人们在评价他的文字时，往往以“平和冲淡”视之，但，就在这“平和冲淡”的文字背后，却包含着许多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只是他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笔端，使之不过分张扬，所以不易为有些读者所察觉，因此，给人以温文尔雅，超然物外之感。
因为他的附逆，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研究”一直是个禁区，也因此，我对晚年周作人所知未详。最近读了黄开发先生编注的《知堂书信》，使我对晚年的他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该书收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给曹聚仁与鲍耀明的一批书信，不仅透露出他晚年生活的窘困，同时还对一些现代名人进行了评论。这，尤其令我感兴趣。周作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里说：“日记和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由此，也可反映出知堂晚年的一些真实心境，这是在他的文章里所不易读到的。
对于鲁迅，知堂在1958年重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去信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在同信中，他对上海的鲁迅塑像发议论道：“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子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像乎？”
1962年，他在看了鲍耀明寄来的林语堂文章后，回信道：“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看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之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说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1925年，《京报副刊》请当时的名人为青年开必读书目，鲁迅也在被请之列。然而，鲁迅是不赞成为青年开必读书目的。1966年，知堂与鲍耀明谈起这件事时，说道：“‘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提倡‘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
知堂与鲁迅自小受着同样的私塾教育，在鲁迅的引导与帮助下又去南京读书，再后来去日本留学，二人可谓其情怡怡，他前期所走的也几乎是与鲁迅一样的人生道路。后来却反目成仇，“互为参商”。应该说，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主张把鲁迅不当“神”而当人看，应当是不错的。但为了纪念鲁迅而塑其像，也非不可以。而知堂对此却几乎至于嘲弄，这就显得有些过火了！也许是私人间的信札往还，因此可以“放肆”地一谈。
而对许广平的态度，他也充满鄙视。1961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就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评论道：“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在给鲍的另一信中又说：“那篇批评许××的文章，不知见于什么报，所说大抵是公平的。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另外，据舒芜先生《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所载，知堂在文章中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也多有讥讽，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鲁迅此举为纳妾。
对于周建人，他也似有颇多不满，说：“内人之女弟乃我之弟妇，亦见遗弃（此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信中所提“其子”系指周丰二，为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据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有关记载：周建人于1936年回北平为母祝寿，在八道湾，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手持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周建人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因此周建人与王蕴如愤然回沪。该书还记载，在解放后，知堂还为羽太芳子捉刀写诉状，由周丰二出面状告周建人“重婚”，后经法庭详细调查，状告理由不成立，同时法庭宣判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由此二事稍可看出知堂对乃弟的不满来。
解放后，郭沫若的一些表现确为很多人所不齿，他勤走“南书房”，被有些人讥笑为“胡笳十八拍”。周作人在评论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时顺带说道：“其实八股功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而在另一封给鲍耀明的书信里，他说得更为露骨：“书（指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狂妄之言，不足为外人道。”此时的周作人已是个政治贱民，曾经为舆论大肆渲染的“二堂晤语”及郭氏名文《国难声中怀知堂》俱成往事了。据我所知，解放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想想郭氏对鲁迅的前倨而后恭与对自己前热而后冷，怎不叫苦雨斋主人心有戚戚焉！？
对于曾为《语丝》社同道的林语堂的评论，他可能是在读了林的《记周氏弟兄》一文而发的。大概林语堂在文中捅到了他的痛处，林在该文中说：一，“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二，“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三，“（沈兼士）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对于作汉奸事，知堂一再申明“不辩解”（其实，他是辩解的）。他在1965年4月给鲍耀明的信中，针对林语堂的第二点反驳道：“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过了几个月后，他又借别人评林语堂发议论道：“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再过数月，知堂得知林去香港的消息，又挖苦道：“林语堂来港不知何事，他近来的文学活动我也毫不知道，想还写文章赚英美人的钱吧。”看知堂对林语堂的评价似乎有些泄私愤的味道了。
知堂虽说梁实秋与林语堂一样属才子，但却也肯定梁的成就，他说梁实秋在没投台湾前“有可取的地方”，并认为“十三妹论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有见识的话。”同时，他认为徐志摩也“有可取的地方”，这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是徐的散文方面吧。知堂曾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虽然当时他也肯定了徐的诗歌。但他晚年却说：“敝处适有《猛虎集》一册，系徐志摩所著，此人大有名望，《五四文坛点滴》大为赏识，但我因不懂新诗，故看不出好处来，留在我这里没有用处……”知堂说自己“不懂新诗”大约只是谦词，而“看不出”徐诗的“好处来”也许是真的。这是他为文的狡猾处也未可知。
知堂擅长此类春秋笔法。如谈到老友沈尹默的书法时说：“偶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扁额，……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亦更有趣……”沈书出之于王右军，有人评其书谓之“媚”。也许知堂当时已看出端倪，以为不及三十年前了。有趣的是知堂的老友陈独秀也对沈书颇有些非议，他曾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知堂以为沈的书法后来退步了，而陈独秀以为沈书没有进步，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说及唐弢，他道：“今日见到唐弢氏，在领导青年人改写现代文学史，其思想似颇宽大，想能做出更好的文学史来。”文学史而靠“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叹服于知堂文笔的高妙。在评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与周氏兄弟打笔仗的陈西滢时，他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之人，唯以卿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在提及苏雪林时，他说苏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最有内容”。
知堂与胡适的交往，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七》里已有所述及，但也只是记实而少评论，而在晚年的书信中却有些评价。1962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这样评价道：“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份多，亦是实话……”1965年又道：“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甚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当年大陆学界“批胡”之风尚劲，知堂依然坚持己见也属可贵了，亦可看出他对胡适感觉不坏。
他同样感觉不坏的还有蒋梦麟。1964年，当他得知蒋在台湾去世时，他回信给鲍说：“蒋君虽是绍兴人，但我不很熟习，他的政事我也不甚了解，只是个人对于他的印象却是不坏的，因为他还是讲信用，也就是还不势利，即为他以校长资格从云南拍电报，叫我照管北大校产，胜利后给我出证明……虽本是他的责任，但是在别人却早已赖掉了，他却没有这样干，觉得还有古道可取。”
说到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倒想起他骂罗家伦和傅斯年来了。在1964年致鲍耀明的信中，知堂曾称他二人为“狗腿”。据梁实秋《忆岂明老人》一文的《后记》里转引南宫博的一段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之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已不大可恕了。”从该文的描述来看，知堂骂罗、傅二人为“狗腿”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早在1950年，知堂就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他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而傅实在乃是帮凶了。”另外，该文中还记述了罗家伦的一则“趣事”：“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开他的玩笑。”
知堂对其弟子沈启无的评价也是骂。沈为“周门四弟子”之一，后来被逐出师门，知堂曾发《破门声明》散发给一些朋友。不特此也，知堂在以后的文章中也屡屡影射沈。1944年还写有《遇狼的故事》一文并收入《苦口甘口》，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也全文转收，可见他对此事何其耿耿于怀。有人说，逐他是因为周在遇刺客时，沈在场说自己是客人而引起周后来的恼怒。但知堂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却说出了真正的理由，他道：“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尝读周作人文集，知道他对丰子恺翻译的日文《源氏物语》颇不以为然，大致说丰子恺日文水平浅陋。在他给鲍的书信里也有记载。他道：“承示丰子恺君拟译源氏，所谓老而益壮，亦可佩服，但恐未必适宜……丰君译有啄木小说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语有误译处，因之不免对于他稍有疑问耳。”1950年，上海《亦报》连载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丰子恺为全部七十二首诗中的六十九首配了插图。但他对丰子恺的画，也同样地表示不大满意。后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道：“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而在谈到陈师曾的“书画刻印”时，他以为“都有功夫，即是所谓有书卷气，也就是没有市侩气也”。
另外，知堂的书信里还提到了陈垣、陈寅恪、冯沅君、潘家洵、胡兰成等人，大多只是实录而未作评论。但知堂却称胡兰成为“君”，这，倒是令我有些诧异的。
晚年的周作人不仅生活窘困，大概其精神也颇为凄苦。曾经驰骋文坛的骁将，如今却沦落为政治贱民，只能靠买文翻译赚钱度日，好在他还有曹聚仁、鲍耀明等的帮助与接济，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可以对他们臧否时贤，或许稍可舒解心中的苦闷。但随着文革的即将爆发，知堂也将被这股洪流淹灭以结束他谜一般的人生。而他留给后人的大概也不仅仅是惋惜与遗憾吧。
Ⅳ 电视剧寒山令的小秋扮演者是谁
电视剧寒山令的小秋扮演者是张鹰
张鹰，山东青岛人，中国男演员。2003年，在罗卉执导的家庭情感剧《说老公坏话》中饰大伟。2005年，主演的家庭伦理剧《孝子》，荣获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7年，搭档马雅舒、杜薇主演了年代戏《宁为女人》。2009年，与田亮、苗圃共同出演了人物传记作品《雷锋》。2011年，与严宽、张翰共同拍摄了历史英雄武侠剧《隋唐演义》;随后，搭档王洛勇、李立群主演人物传记作品《焦裕禄》。2013年3月，搭档杨立新、孙海英主演都市情感励志剧《传承》;搭档陈思城、王丽坤主演抗日年代剧《战神》。
个人照片
日本特高课特务，宪兵队队长
Ⅳ 福建人爱吃什么口味的菜啊
福建人爱吃海鲜水产，更注重调味料和吃法。比如用鳗鱼和鲨鱼做成鱼丸。海蛎也是福建特色菜，当地人喜欢煎着吃，做成海蛎饼也非常美味。海蛎还可以做成汤，或者烤着吃，土笋冻也是一种类似果冻的美味菜肴。福建人不爱吃辣，主要以酸甜咸香为主。
福建的选材主要是以汤为主，口味多变，但他们不善于吃辣，或许与当地人喜欢喝茶有关系，菜肴也善于做一些醇、香的新鲜汤汁。
福建菜属于八大菜系中的闽菜菜系，主要以海味为主，注重甜、酸、咸、香，色美味鲜长的菜系。
福建特色菜
1、土笋冻
这是闽南地区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小吃，外表看起来像果冻，吃起来也特像果冻，但里面夹着的东西叫沙虫。
2、面线糊
面线糊是以福建泉州为发源地，而后传至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小吃，呈糊状，是由细面线、番薯粉制作成。先将水煮开，放入番薯粉和调料、面线。一般为早餐食用，就着油条跟马蹄酥吃。
3、佛跳墙
佛跳墙，又名“满坛香”、“福寿全”，是福州的首席名菜，是福州名菜馆聚春园于清代同治年间首创。主要由鲍鱼、海参、鱼翅、鱼肚、鱼唇、蹄筋、火腿、瑶柱、冬菇等28种原料配制而成，加上绍兴酒等，贮入酒坛中，拌泥密封，以文火煨制10多小时而成。
Ⅵ 形容一个人菜烧的好吃用什么成语
脍炙人口、玉盘珍馐、麟肝凤髓、山肤水豢、山珍海味
一、脍炙人口
白话释义：脍和炙都是美味的食品
朝代：五代十国
作者：王定保
出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皆脍炙人口。”
翻译：李涛；长沙人的。作诗十分显著；像‘水声长在耳朵；山色不离门’……都脍炙人口。”
二、玉盘珍馐
白话释义：是指精美的食物。
朝代：唐代
作者：李白出处：《行路难·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翻译：再笑轮流愤怒；非常贪馋想吃啊
三、麟肝凤髓
白话释义：汉语成语，指美味佳肴
朝代：五代十国
作者：王定保
出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载应不捷声价益振》：“麟肝凤髓，不登于俎者，其唯蒋君乎！”
翻译：美味佳肴。不登于俎者，其唯蒋君乎！
四、山肤水豢
白话释义：本指山上水中出产的美味食物。后泛称美味。
朝代：宋朝
作者：郭茂倩
出处：《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三·隋元会大飨歌》：“道高物备食多方，山肤既善水豢良。”
翻译：道高物准备吃多方，山好水好皮肤后喂养。
五、山珍海味
白话释义：也说山珍海错。山间海中出产的珍贵食品
朝代：唐
作者：韦应物
出处：唐·韦应物《长安道》诗：“山珍海味弃藩篱；烹犊炮羔如折葵。”
翻译：山间海中出产的珍贵食品嫌弃篱笆；烹煮牛犊烤羊羔如折葵。
Ⅶ 陈彦衡的主要作品
一 他本人演唱灌录的唱片：他的嗓音很低, 故历来不愿灌制唱腔唱片, 1925年只因主持高亭公司灌制唱片的好友罗亮生力劝才录了《空城计》2面和《洪羊洞》1面, 均由他的晚辈兼学生茅石升操琴。以后他再没有灌录过个人唱腔的唱片。供稿者在“京剧老唱片”网站下载听到《洪羊洞》, 《空城计》录音则从陈家后人处得到。从他录的这一张半唱片听, 嗓音的确都很低, 但韵味浓厚, 平时他教戏都只用低音哼唱。 梅兰芳说“陈先生给人说腔, 不论老生、青衣, 都用‘立音’来哼唱, 音色甜美动听”(见《舞台生活四十年》1987年版574页)。
二 陈彦衡操琴演奏的京剧曲牌：维克多即胜利公司1924出品唱片《柳摇金》1面/《柳青娘》1面；高亭公司1925年出品唱片《柳摇金》反二黄和西皮1面/《柳青娘转海青歌》1面/《傍装台》1面；大中华公司唱片《山坡羊》1面/《夜深沉》(卓卤齐打鼓) 1面/《反柳摇金》1面/《小开门》接《万年欢》1面；开明公司唱片《一枝花》接《傍妆台》1面/《反柳摇金》1面。可惜《京剧大戏考》一书未列出曲牌唱片目录, 目前也未见有他演奏的曲牌CD 出售。
三 由陈彦衡操琴伴奏他人演唱的唱片
1、 言菊朋唱：《二进宫》 1924年 2面/ 《状元谱》1924年1面/《取帅印》1924年 2面/《法场换子》1924年 1面/《奇冤报》1924年 1面/《鱼藏剑》1924年 1面/《辕门斩子》1924年 1面/《桑园寄子》1924年 1面, 均为胜利唱片公司(即维克多)录制出品。
2、 夏山楼主唱：《朱砂痣》1925年 高亭1面/《定军山》1925年 高亭1面/《打鼓骂曹》1929年 开明2面/《乌龙院》1929年 开明2面/《托兆碰碑》1929年 开明2面；
3、 苏少卿唱：《空城计》1929年 2面/《搜孤救孤》1929年 2面/《乌盆记》1929年1面/《骂曹 》1929年 1面/《卖马》 1929年 1面/, 《乌龙院》 1929年 1面, 均为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出品。
4、 陈富年唱：《祭江》2面, 百代钻石针唱片 ：《三击掌》1面, 1925年高亭唱片：《探寒窑》1面和《二进宫》1面, 1929年开明唱片。另有高亭《落花园》1面和胜利《庆顶珠》1面是否亦为其父操琴,待考。
5、蒋君稼唱：《战蒲关》1926年 2面/《五花洞》1926年2面/《南天门》1926年 1面/《孝义节》 1926年 1面,均高亭唱片公司出品
6、 静逸斋即任子珍唱：开明公司1929年出品唱片《搜孤救孤》/《奇冤报》(吴小如先生曾收藏此唱片,已赠送给“中国戏曲学院”)
以上唱片参考资料来源:罗亮生著《戏曲唱片史话》及吴小如先生的订补, 载《京剧谈往录》三编, 吴小如先生与供稿者的个人通讯, 柴俊为主编《京剧大戏考》, 《京剧老唱片》网站“陈彦衡唱片”的目录, 以及陈家后人提供的情况等。
Ⅷ 历史上的姜维是怎么一个人
姜维应该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将领，可惜他处在了蜀汉危亡的时代，面对强大的魏国军队已是无力回天，所以应该是一位悲剧式的帅才。